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，其人际传播强度高、感染者年龄跨度大、传播路径多、潜伏时间长，给全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。网络舆论作为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，在疫情防控中铺天盖地、汹涌澎湃，也反映了疫情的复杂性和危害性，也给疫情防控工作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。因此，有必要深入了解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的来源，深刻把握疫情防控的主要特点，进而提出具体的网络舆情治理路径，为疫情防控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一、科学澄清疫情防控网络舆情源头
一是官方政策和正式通知。疫情爆发后，由于对新冠肺炎病毒发生机制了解不清，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初期重视不够，行动不及时，导致疫情迅速从局部蔓延到全国，从国内蔓延到全球。因此，在出台相关政策和发布相关公告时，存在法律依据不足、前后矛盾、措施不力、掩盖真相等问题。
二是由专业医生或研究机构引起的。专业医生或研究机构在网络舆论中频繁发言，其专业性和即时性的意见或诊断在微信群、微博等平台发布后迅速传播，直接影响舆论领域的发展方向和社会情绪。在这场疫情中，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生坚持医生的仁慈，及时安抚了人们的焦虑；也有少数学者不顾国家，把世界当成老鼠。为了争名夺利，这种负面舆论一经披露就迅速发酵，点燃了人们的愤怒。
三是人民自发拍摄传播。由于网络的高度普及，普通人掌握了公共表达的能力，可以通过发布微博、短视频、朋友圈等网络渠道传播信息和表达情绪。这种舆论相对复杂，包括与家人团聚、食物分享、人才展示等快乐；也有人呼吁或抱怨失业难等问题而呼吁或抱怨。这种舆论是社会情绪的正常表现，一旦分享，也能在网上引起广泛的共鸣，得到大量的好评或转发。
二、深刻把握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的特点
网络舆情发展迅速。随着疫情影响范围的扩大，网络舆情逐渐从局部走向全球，从线上走向线下，从新媒体走向传统媒体。它不仅在数量上保持了较高的增长，而且在渗透性和影响力上也有了显著的提高。根据百度搜索指数和微博讨论指数的数据，1月23日达到高峰，然后高峰蔓延到高原。截至目前，网络搜索、朋友圈分享、微博讨论、社区回答等关于疫情的讨论已覆盖全网。同时，网络舆情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行为的影响也明显增加。比如网上关于武汉红十字会的讨论和批评，为上级主管部门的快速介入提供了直接依据，明显促进了武汉相关捐赠物质的及时高效分配。
网络舆情演变的原因复杂。当前网络舆情呈现复杂态势有多方面原因，根本原因则是疫情发展及防控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网络舆情的走势，包括对此种新型疾病的病原学特点、流行病学特点、临床特点、影响范围等认识程度，政府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及效果，这两个方面直接决定网络舆情的程度和方向。因此只有通过全力以赴救治患者、加快病毒传播源和传播途径研究、加强有效药品和疫苗研发等措施，才有可能从根本上“釜底抽薪”，让网络舆情尽快平息下来。其次则是在此次疫情中频繁出现的“次生舆情”和“关联舆情”，例如部分官员治理能力不足、官商勾结或贪腐、部分学者学术道德低下、群团组织体制机制滞后等问题相继爆出，也对网络舆情形成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网络舆情问题变化频繁。网络舆论问题的转变遵循从呼吁到响应、从情感发泄到专业讨论、从微观到宏观的路径。在重大疫情中，网络舆论问题的转变也基本遵循了演变规律，如武汉红十字会从讨伐开始，深入到组织体制机制和历史污点，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上升到组织经验和部分官员商业勾结爬虫，最后中国红十字会直接干预，派工作组直接参与具体工作，武汉红十字会网络舆论逐渐平息。可以看出，网络舆论问题似乎突然混乱，但实际上有痕迹可循，其发展和演变仍然需要一定的支持条件和驱动力。
网络舆情影响广泛。疫情爆发后，网络舆情的影响范围具有以下特点:整个网络舆情节奏高度一致，这也与中国网络普及水平和高铁覆盖范围有明显关系。网络舆情可以在线和线下保持高度一致。从新疆到海南的网友都在用短视频及时查看相关舆情问题；网络舆情在农村影响深远，与4G与农村有线网络的高度普及直接相关，农民可以通过新闻APP、快手等短视频了解疫情危害和防控进展，可以看到农村自发砍树拦路、自制各种颜色口罩、劝阻新年聚会等活动；网络舆论对政府行为有明显影响。比如李文良博士深夜去世后，相关网络舆论迅速攀登新高峰。第二天中午，国家监察委员会派调查组到湖北武汉进行全面调查，以回应民意，抚慰人心。
三、系统推进疫情防控网络舆情治理